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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错案防范的若干思考 ------以审判为视角
作者: 周飞编辑:肖梦茹发布时间:2016-11-29

    一、刑事错案的界定和特征

    目前,司法实践和理论对刑事错案的界定没有达成一致的认定标准,导致这一概念被滥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就如何开展刑事错案的预防与纠正进行研究和探讨。因此,在以审判为视角构建刑事错案的预防与纠正机制之前,有必要就刑事错案的认定标准进行界定。

    (一)刑事错案的界定

    目前,学界关于刑事错案认定标准的观点主要有:(1)客观标准说,认为刑事错案是司法机关违反法定职权,在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确有错误的情形,该说认为刑事错案的认定关键在于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是否存在错误,是否与客观事实不符;(2)主观标准说,认为刑事错案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故意或者过失违反法律规定办理案件,其后被依法纠正的情形,此观点强调,判断是否构成刑事错案的关键在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3)主客观相统一说,认为对刑事错案的认定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主观上要求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存在故意或者过失,客观上要求存在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错误,并且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权益。刑事错案的认定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得出不同的观点,标准也会各有侧重。以上客观说主要是从错案纠正的角度界定刑事错案,主观说是从错案追究的角度进行界定,主客观相统一说相对而言是从错案赔偿的角度加以阐述的。从刑事错案的发生是违反实体法还是程序法的角度观察,界定标准又不一致。实际上,对刑事错案进行全面统一的认定是比较困难的。相较错案追究和错案赔偿而言,错案纠正是研究刑事错案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因此本文仅从错案纠正的角度界定刑事错案。

    另外,刑事错案一般是针对生效裁判而言的,如果一个判决未生效,认定该案为时尚早,有的案件在侦查环节发生了错误,可能在案件审判环节即被纠正。这种情形本文不将其纳入刑事错案范围。同时鉴于刑事错案概念涵盖的范围过于宽泛,本文将刑事错案的研究范围限定在经过法庭审理,裁判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因此,本文对刑事错案的定义为:经过法庭审理并作出生效裁判后,发现对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错误,影响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案件。

    (二)刑事错案的特征

    以上概念是从宏观角度界定刑事错案与其他案件的区别,从微观层面观察刑事错案的特征有利于进一步认清刑事错案的实质,并对审判阶段对刑事错案进行预防和纠正起到基础性作用。

    1、刑事错案是指案件认定的事实或适用法律错误。具体来说,事实认定环节的刑事错案主要系证据的收集和采信发生错误,影响了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认定。如对非法获取的证据应予排除而未排除,导致错案发生。法律适用错误则包括实体法适用错误和程序法适用错误。实体法适用错误是较为严重的刑事错案,主要表现在因对刑事实体法适用错误导致对案件的定性错误,即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上发生错误,此外还包括量刑的错误和适用刑罚的错误。程序法适用错误同样可能产生刑事错案,如剥夺当事人法律赋予的权利(辩护权、最后陈述权),违反程序法律制度基本原则(回避原则、审判公开原则)导致刑事错案发生。当然,当程序性错误并不存在导致实体错误的危险和结果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救济,并不必然导致再审程序的启动

    2、刑事错案是对法律真实的偏离。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认定案件的依据应是法律真实,而非客观真实。所谓法律真实是指,法官严格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运用证据、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达到了法律所规定的视为真实的标准。客观真实是指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和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客观真实是诉讼证明活动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法律真实是诉讼证明活动的证明要求。但客观真实有着其本身的局限性,要求法官对每一个案件事实的认定,都与事实的本来面目相一致,实践中是难以做到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作为刑事错案评价标准的应当是法律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

    二、刑事错案的成因分析

    刑事错案的发生一般是由多重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个刑事错案的背后往往具有一个隐蔽而复杂的原因系统。一个国家、一个法律体系刑事错案的形成原因与该国家、该法律体系刑事司法理念和该制度所具有的特征是分不开的,正如“英美法系国家刑事错案的形成原因主要包括:不可靠的证人证言、错误辨认、不实口供以及告密者与共犯的伪证、控方不当行为、辩护律师失职和法庭科学证据错误等。”我国刑事错案的形成也有着其特有的原因。对刑事错案的形成原因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是构建刑事错案预防机制的必经之路,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刑事错案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

    (一)传统司法理念的影响

    “传统”本身是一个中性词,“传统”一词的出现绝不代表非利即弊。但传统所形成的文化和观念是有价值主张的,并且这种传统文化、传统观念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影响着制度的构建,影响着体系的运行。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法律文化正是通对观念(司法理念)的影响,影响着中国法治化的轨迹和进程。

    在中国古代的权力架构中,司法与行政是不分的,司法权更多的是行政权的一项权能,司法权配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行政权的有效实施。这种行政权对司法权的渗透,或者说司法权作为行政权的附庸,便顺其自然的造就了职权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吸收了对抗模式的一些内容,但这并没有改变职权主义的基调。”职权主义模式的诉讼制度背后所体现的价值追求是对所谓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多数人利益重视,而对个体利益的轻视。职权主义模式的功能设计初衷是打击犯罪,而对保护人权则考虑不多。职权主义模式可以说是传统司法理念在现实社会的投影,生动而鲜活的反映着传统法律文化、传统司法理念对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在这种司法理念的影响下,刑事法官便具有“与生俱来”追究犯罪的冲动,无罪推定便很难贯彻,遑论绝对的司法中立。过分的追求打击犯罪就容易导致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制观念,不讲规则性和程序性,甚至认为对程序正当的追求是发现客观真实的障碍。传统司法理念中与民主、法治不相契合的因素就像一个“魔鬼”,会时不时的跳出来,而重实体轻程序和否认无罪推定便是“魔鬼”对刑事错案的两只推手。

    (二)司法体制不健全

    1、诉讼阶段论和侦查中心主义的影响。“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刑事诉讼法对“三机关”关系的高度概括,而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系统构建则侧重于分工、配合,忽视彼此制约,实践中则演变为“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在这种系统构建下的刑事司法进程被看作是向前运动、逐步发展、循序进行的彼此连接而又相对独立的运动过程,有人用“一个车间,三道工序”来形容这种接力关系。学者将这种刑事诉讼总体结构称为“诉讼阶段论”,作为“审判中心论” 的对应概念,世界主要民主、法治国家都是以审判为中心来建构自己的刑事诉讼制度。诉讼阶段建构模式有着明显的内在缺陷,该模式形成的“司法一体化”违背了诉讼职能区分的基本原理和程序正义的基本理念,损害了审判的中立性,使法庭审判具有强烈的治罪色彩。该模式下的一系列诉讼制度,保留了法官对案件先入为主的预断,却排除了审判程序对侦查权和检察权的司法审查,导致法庭证据调查和辩论程序的虚置,最终致使庭审流于形式。这种模式下的刑事诉讼总体结构走到了“审判中心主义”的反面,即“侦查中心主义”。 “侦查中心主义”的刑事司法模式缺乏对侦查权的有效制约,造成公安机关侦查权力过大,如此超期羁押、刑讯逼供就不能避免。再加上“侦查中心主义”强调刑事诉讼的重心在侦查阶段,并对侦查终结的标准提出了同于审查起诉和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导致法庭审判沦为对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和公安机关侦查结果的检验而已,最终致使程序正义理念和诉讼职能区分原理赋予法庭审理的职能被弱化。

    2、审判独立受到干扰。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审判独立受到不同程度的内外部干扰。影响审判独立的结构性力量很多,当前主要有以下方面:当事人及其亲属、媒体等社会力量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向人民法院施加压力,而法院出于追求案件社会效果的目的考虑,或多或少的会对这种力量有所屈从;我国特有的政法体制架构下,法院的人事和财政有地方党委和政府掌控,出于地方社会稳定的考虑,地方党委、政府对个别敏感刑事案件的干预在实践中并不罕见,如此人民法院的审判独立就会大打折扣;外部对审判独立的不当干扰固然不容忽视,人民法院内部与审判权运行规律不相符的习惯做法亦需革除,主要体现在人民法院内部行政化色彩浓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范围过于宽泛,导致审判分离现象盛行,难以贯彻直接言辞原则,违背司法的亲历性原则。

    (三)辩护律师辩护职能弱化。

    通说认为,我国的诉讼模式属于犯罪控制模式,这种模式本身就和辩护权产生冲突,加上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晚、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权受到严重限制、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得不到重视等诸多问题存在,导致控、辩、审正三角关系被严重扭曲,律师的辩护权不能对刑事错案的发生形成有效制约。

    三、刑事错案的预防

    刑事错案的发生损害了司法的权威与公信,侵害了当事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给社会公众、法学理论和实务界麻痹的神经带来了强烈的刺激,但同时为学界诊断司法沉疴,涤除司法弊病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和鲜活的案例,也为我国将司法体制改制推向纵深提供了契机和经验教训。

刑事错案的发生,提醒我们“重实体轻程序”的痼疾远未根除,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刑事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沉默权等诉讼制度和理念的深刻反思。也促使我们开始从多个角度思考和讨论如何构建刑事错案的预防机制,以期达到治标治本的目的。

    (一)转变司法理念

    1、坚持程序与实体并重

    长期以来,我们将《刑法》的目的定位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给人形成的错觉是惩罚犯罪在前,保护人民在后,至少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同等重要。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穷尽一切手段查清案件事实,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成为开展刑事司法活动的唯一动因。如此,“重实体轻程序”的刑事司法习惯的正当性便显得顺利成章了。案件的审理应尽可能还原事实,案件的裁判亦应当以实体真实为基础,但追求案件实体真实的查明与坚持程序正义并不矛盾,两者更非非此即彼的关系。相反,依法定程序收集和获取证据,尊重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毫无遗漏的开展好庭审的每一个环节,确保程序正义,更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也即,程序本身的稳定性、形式性和刚性能够最大限度的将案件事实的复杂性、可塑性和法律适用的或然性限定在合理、可预期的范围内。不能否认的是,即便程序再公正,也难以满足客观真实、绝对正义的要求,事实上也并不存在绝对的正义。但是“公正的程序本身却具有吸纳社会不满和正统性的再生产功能,从而使实体公正的不确定性因为程序公正的确定性而得以缩减、吸收乃至化解,相反,不公正的程序不仅不能产生实体公正,反而可能会严重侵犯公民人权,导致冤假错案发生,激化、加剧社会原有不满”。

    目前,理论界关于司法活动,尤其是刑事司法活动应坚持实体和程序并重的理念已达成高度共识,至少从公开发表的文章是这样。均认为,绝不能为了达到客观真实而牺牲程序正义,实体公正和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的基础是程序公正。在刑事错案不断被舆论爆出,理论界开始对刑事错案的成因进行剖析,实务界也开始逐渐接受这一理念。但不能忽视的是,即便我们从制度设计上作出了很多努力,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习惯”在实践中依然影响着刑事案件的办理,从理念上进行纠偏,坚持程序与实体并重,预防刑事错案的发生,任重道远。

    2、严格贯彻无罪推定原则

    1948年12月10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确认了无罪推定原则,首次为在世界范围内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提供了依据。通说认为,无罪推定原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刑事诉讼法第15条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实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50条和第195条第3项分别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两个派生规则,即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二是被指控人的称谓改变,区分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三是在证明责任方面,除法定情形外(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但不能否认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将无罪推定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加以明确规定,反映了一种对无罪推定原则若即若离的含糊态度。

    “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是要求起诉方对被告人涉嫌的罪名用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即可确认并判决有罪;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就应当认定被告人无罪。”笔者认为,无罪推定原则首先应该是一种思维,也即在意识中不能具有有罪的假设,而应该以当事人无罪为假设再进行常识、逻辑以及事实依据上的推导、演绎和解释。这种思维应该是刑事司法者,尤其是裁判者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所应该具备的先入为主的思维或者第一思维;其次无罪推定原则要求语言上(法律条文)的明确表述,即要求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只有如此,才能在司法实践中逐步改变“有罪推定”的偏见,面临多重价值考量和选择时,大胆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坚持疑罪从无;最后无罪推定原则要求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沉默权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应有之意,沉默权难以保障,就难以从真正意义上贯彻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原则。

    (二)健全司法体制

    1、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是近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中普遍认同的一项原则,是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两大法系的刑事司法程序虽不完全相同,但都是围绕审判中心主义进行展开的。通说认为,审判中心主义对刑事司法程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侦查程序的影响。审判中心主义强调,除紧急情况外,侦查机关动用强制手段或采取强制措施,原则上必须经过法官批准;二是在公诉阶段,审判中心主义设置了法官或法院对公诉决定的审查程序;三是在证据规则方面,审判中心主义强调绝对的无罪推定原则,同时一系列担保审判公正的原则如不告不理原则、辩护原则、直接言辞原则、集中审理原则得到普遍贯彻。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不仅能够突出审判活动的中心地位,还能通过审判权对侦查权和起诉权形成有效制约,防止刑事错案发生。但在现有条件下,完全仿照审判中心主义对我国刑事司法架构进行颠覆式的推倒重来也不现实。但在借鉴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审判的中心地位,对我国刑事司法程序进行完善确有必要。如可以建立刑事诉讼审前程序,由法院对公诉决定进行审查,对提起公诉但不符合进入实体审理条件的案件依法可以驳回起诉,已经实体审理的案件,公诉机关不得要求补充侦查;公诉程序中由主要证据移送向起诉状一本主义过渡;在证据规则方面,严格限制传闻证据的能力,赋予被告人与控方证人当庭质证的权利等。

    2、确保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司法独立是民主法治国家一切诉讼制度设计的重要原则和目的,对于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防止错案发生有着重要意义。我国学者对于司法独立的重要意义有着精到的解读:“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首要保障;司法独立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必要条件;司法独立是法官职业化的应有之意。”司法独立要求排除影响独立审判的非法律因素。当前,要排除法外因素对独立审判的干扰,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法院与媒体的关系,也即法与情的关系。“法不外乎人情”,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重视民意的传统和理念,在案件审理和裁判过程中会自觉不自觉的考虑案件裁判可能的社会预期。但“民意”本身是一把“双刃剑”,有的时候甚至缺乏理性,加之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无疑给审判独立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另外,作为舆论压力一部分的当事人及其亲属的上访加剧了这种压力。实际上,如何处理司法与媒体的关系早就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难题。对此,法院一方面要努力排除干扰,坚持刑事案件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来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另一方面应将刑事司法公开向纵深推进,加强对案件信息的披露,正确引导媒体、公众对案件作出理性评价。同时,还应依法处理实践中存在的缠访、闹访等非法访行为,抵制不良民意的错误影响。

    二是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关系,也即审与判的关系。根据法律规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可由本院院长提请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因“重大、疑难、复杂”难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标准,实践中,基于多重因素的考量,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占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相当比例。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产生有着其特有的功能设计,但不能否认的是其所造成的审与判的分离使得其越来越不适应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时下进行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以及个别地方法院开展的“庭审亲历”活动,即是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完善,也是对解决审判分离的有益探索。改革审委会制度,首先应当限制审委会讨论案件的范围,职能应当定位为审判经验的总结和运用,讨论案件应只限于案件性质的认定和法律适用,而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有合议庭负责。其次是改革审委会委员的选拔机制,逐步剔除其行政化色彩,让具有审判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人进入审判委员会。最后是尝试建立审委会委员错案责任追究机制,真正把“有权有责”的制度设计理念贯彻到审判委员会制度中去,真正实现让裁判者负责。

    三是法院与党政机关的关系,也即审判独立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是司法机关在我国特有的政治体制架构下坚持审判独立所应当遵循的宪法原则 。司法实践过程中,地方党委在人民法院工作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领导角色,这种角色甚至渗透到法院的日常管理中。“作为各级党委加强政法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参谋和助手,政法委的重要职责就是支持和督促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协调政法各部门的关系。”“协调关系”在重大疑难刑事案件的办理过程中顺其自然的变成“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办案”。如此处理刑事案件其积极一面是办案效率大大提升,司法机关之间在政法委的协调下积极配合,能够迅速对案件进行和定性和裁判。但是,效率提升同时牺牲的却是实质正义和程序的正当。湖北佘祥林案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注解。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和定位法院与党政机关的关系,审判独立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法院工作应当坚持党的领导,但应当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而不是业务领导。应当是宏观领导而不是具体个案的插手、干预和协调,特别是涉及案件事实认定和被告人是否有罪的问题,应该有法院独立决定。即使是协调也应该是保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为目的的保障性协调。

    (三)加强有效辩护。

    辩护制度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防止刑事错案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功能价值。新《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对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加强有效辩护,作出了值得肯定的努力。但是由于理念的偏差,以及在偏差理念的指引下的制度构建尚未形成控辩平等的局面,因此也就难以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对刑事错案的发生形成有效制约。因此,赋予辩护律师更加充分的权利,保障控辩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1、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询问时的在场权。分析近几年发生的几起刑事错案,对犯罪嫌疑人的非法取证行为多数发生在侦查阶段,刑事错案的成因多数也源于侦查阶段,这跟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不能充分行使不无关系。因此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直接参与权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是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请律师获得帮助的权利,而这是远远不够的。英美法系从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角度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询问时的在场权,值得借鉴。律师在场可以对侦查机关的活动形成有效制约,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进而从源头预防刑事错案的发生。

    2、扩大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调查取证权是律师辩护权的一项重要权能。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同时,对其行使进行了限制,规定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需要取得有关单位或个人的同意,向控方证人调取证据还要经过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许可,有关单位或个人的不配合就会从实质上架空法律赋予的这项权利。因此,扩大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可以在现有的“三机关”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情况下,更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制约司法机关可能的恣意行为。

    3、建立完善的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90条的规定,审判人员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应当听取”并不能反映立法要求对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给予必要的反应以及是否采纳进行说理。司法实践中存在律师自说自话的现象,其代理意见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尽管我国一些地区的审判机关已经要求法官对律师的辩护意见以及采纳情况记录在裁判文书之中,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并未得到贯彻执行。虽然近几年以上情况得到好转,但总体上裁判文书针对律师的辩护意见的采纳情况说理性仍然不足。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要求,裁判文书应对律师的辩护意见作出回应,阐述采纳与否的理由,以保障律师辩护意见的充分吸收。

    结语:刑事错案的预防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司法理念的转变,需要一系列诉讼制度的系统跟进,包括“三机关”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职能定位、司法职权的配置、完善证据规则、律师职业保障等。路漫漫其修远兮。刑事错案预防机制的构建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刑事错案的发生如同一条冰冷的皮鞭生疼的抽打在从事司法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人身上,触碰着社会的敏感神经,挑战着司法的权威。因此,加快构建刑事错案预防机制意义重大且势在必行。本文仅以审判为视角对刑事错案的预防展开思考,提出几点粗浅的建议,就教于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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